一群海上书画家的30年梦想与坚持

来源: 解放日报 | 2014-10-30 14:57:26

  每周一例行聚会,几十位画家凑在一起,聚首谈艺、笔墨论道,乐在其中。 蒋迪雯 摄   ■本报记者 梁建刚 实习生 顾霁婵  ■海上书画院已坚持30年,朱鹏高觉得,能说得

 

  每周一例行聚会,几十位画家凑在一起,聚首谈艺、笔墨论道,乐在其中。 蒋迪雯 摄   

  ■本报记者 梁建刚 实习生 顾霁婵

  ■海上书画院已坚持30年,朱鹏高觉得,能说得出的原因,就是那种纯粹,“艺术原本便是纯粹的,人也一样。就像画画,原本就出自热爱,和金钱、名誉无关。纯粹地专注于画,追求内心向往的东西,那会得到更大的幸福”。优秀文化的传播者,应同时为优秀文化的坚守者。每个领域有了正风,未来才会有更多的希望。

  ■艺术不仅仅是自娱自乐的载体,“画家只有在为百姓、为社会的服务中,才能真正艺尽其用,获得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”。朱鹏高说,这种接地气,在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中同样重要。借助诗歌、泥塑、中国传统书画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,使抽象的核心价值观具象化,单纯的文字丰富多彩地表现,能真正为老百姓接受,具有持久的生命力。

  ■传统文化是文化在历史发展中一代代的积淀,是文化的“活灵魂”,以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等12个词概括而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正是传统文化精粹的代表,两者一脉相承。

  一位发须皆白的老者,握着一支毛笔,提手悬腕,点染皴擦,几笔之间,一幅远山飘渺的影子便朦胧地浮现了出来。
  他的身后,一位中年人抱着手,默默看着;几位年轻画家站得更远些,不时轻轻低声交流几句。
  屋内安静极了,只有传统镂空的木窗外,老西门热闹街市的熙熙攘攘声不时传进来。这一方灰墙黛瓦的城墙绕起的明代古建筑,犹如一座小小的城堡,将内外隔开。
  今年7月,中宣部举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作组团队研讨会,明确指定由他们——上海海上书画院与上海市华侨书画院作为主创团队。其中由中宣部发起的“时代楷模”、“最美人物”两个品牌栏目都由两院担纲。
  这在全国,还是独此一家。

  画派

  这座小小的“城堡”叫做大境阁,向前一直追溯,甚至可追到明朝万历年间。
  那时候,大境阁,又被称作关帝殿或大境关帝庙,造型别致的报厦式三层楼阁,现在还供奉着关帝像。
  门外一条窄窄的、满是老上海气息的大境路,另一头连着热闹的城隍庙。而这一头,树林荫翳,黛色的古城墙与大境阁的朱色阁楼,稍不留心,很容易便错过了。
  可是,无论从历史,抑或价值上说,大境阁真不是一个可以忘记与错过的地方。
  它不仅是目前上海保存完好的最后一段古城墙与关帝庙遗址,更已少有人知的是,这儿堪称海派文化的发祥地,对中国近现代书画影响深远的“海上画派”,包括“海派”一词,正出于此。
  坐在大境阁中,朱鹏高的眼神氤氲,“不过,当时我一听到能把画院搬到大境阁来,想也没想,就答应了。”
  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,上海一跃成为中国乃至东南亚最大的城市,在社会动荡中,各地画家纷纷流寓上海,或求得安宁,或以卖画为生。
  为了卖画谋生,也潜移默化地吸收上海的东西杂糅,这些画家开始取东西绘画之长,主动将传统文人山水画与民间风俗画结合,将写意水墨与强烈的西方色彩融合,在传统中更加贴近现实,以求雅俗共赏。
  传统文人将这群“离经叛道”者称为“海上”,这些画家干脆拿来自嘲,风格独特的“海上画派”由此而来。以开放、兼容并包为旨趣,没想竟影响了此后中国书画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潮流。
  此后,“海派”一词逐渐扩展到京剧、建筑、家具、作风等,以商业、开放、多元、大众、新颖和海纳百川为特色的海派文化,终一时蔚为大观。
  就在这大境阁,“海上画派”中的“四杰”任伯年、吴昌硕、虚谷、蒲华中,任伯年、吴昌硕曾常年居住在此,虚谷更是终老于此。要说这里是海派文化的发祥地,海派书画的创作中心,不为过……
  曾经的故事之后,1996年大境阁修复完成,朱鹏高听闻便努力申请,将自己成立的民间书画团体“海上书画院”,从文庙搬到了大境阁。
  “这不是很自然么?”朱鹏高反问。在他的潜意识里,1984年成立的海上书画院,唯一的目标就是传承、振兴海派书画艺术。回到大境阁,似乎就是一个表决心的声明。“每次在这里作画,好像都能感到前辈的身影,想到他们的努力与创新。”
  这并不容易,但朱鹏高与这群上海画家们一直坚持至今。2008年,又在大境阁内,成立了上海市华侨书画院。两院接收了上海画家90多人,全国各省市书画家50多人。
  每周一例行聚会的时候,几十位画家凑在一起,聚首谈艺、笔墨论道,围坐在画案前,你画两尾墨虾,我写三杆老竹,书画为朋,笔墨为乐,乐在其中。

  画家

  时代从不曾停下脚步。
  曾经盛极一时的“海上画派”,影响力早已不及当年。
  “南有岭南画派、北有京津画派、西有长安画派,这些年的风头都比海派要好。海派画家作品的价格、认同度也大大不如。”张乔荣刚过半百,身形高大,在海上书画院里,他属于最年轻的一批海上画家,每言及此,更多的是忧虑,“学画的年轻人越来越少,即使专业出身,喜爱并坚持中国传统书画的,也是凤毛麟角。油画、抽象画、波普艺术……都更容易卖、容易出名。”
  不时传来千万元的书画价格,令普通人对画家这个群体,充满好奇与向往。
  “真实的故事是,几年前我刚辞掉工作,决心以画为生时,连续好几个月我都没法给家里一分钱。”比张乔荣年轻些的宋荣涛笑笑,“全国成千上万的画者,在塔尖闪耀的不多。就算是金字塔尖,那些价格真完全属于画家?”
  吴冠中曾说:对报考美院的学生,老师和家长应该给他讲明利害。如果他学画的冲动就像往草上浇开水都浇不死,这样的人才可以学。
  张乔荣与宋荣涛深以为然:“对画家来说,这一点从古至今都没有改变。学画的,是一群顽固分子,骨子里认定自己一定是做这个的。”
  发现自己,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。这群上海画家,即便专业出身,起初要选择以画为生,还是需要勇气与选择。
  张乔荣,最初在上海第九棉纺厂负责样品的花样设计和美工,宋荣涛1982年应征入伍,喜爱画画的他在部队写标语、出墙报、画宣传画;而与他们年纪相仿的画家姚振彪,也是在上海的纺织厂、纺织局工作。当时,全上海喜爱书画的爱好者们,大多汇聚在沪西文化宫和沪东文化宫。
  最热闹时,文化宫里每天都挤满了学唱歌、乐器、书法、素描、国画的爱好者们,现海上书画院副院长李景林就曾是文化宫的指导老师。
  市场大潮浩浩汤汤,当年的上海纺织砸锭轰动一时,造就了无数故事之余,张乔荣们也在奔波中,逐渐找到了自己,“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工厂的工作,真心喜欢画画”。
  2000年,张乔荣辞掉了工作,开始以画为生,最初之时,只能帮别人画些版样,在出口的手绢、丝绸上画些图案,聊补家用;而当宋荣涛几个月没有收入时,只有靠着那些画家们的情怀鼓励自己,“朱熹说,为有源头活水来。内心的向往,就是源头活水,能支撑一切”。
  老师李景林鼓励他们:用绘画的语言来抒发自己,钱只为生活,可生活,不能只为了钱。
  “的确,艺术是个人内心的追求,但也有目的和价值。许多前辈的刻苦和情怀,既打动着我们,也让人思考,应当把那些情怀,继承并传承下去,这也是每一代人的责任。”张乔荣想了许久,渐渐找到了自己在以书画为生后,人生的真正价值所在。
  2007年,张乔荣申请加入了海上书画院;2008年,姚振彪加入了海上书画院;2012年,宋荣涛加入。“加入不仅是为了在交流中学习,也是自己感受中国数千年书画传统,体会先辈思想的机会。有了组织,有了切磋,近距离感受那些真正大家的魅力和情怀,突然一下,整个世界好像又开阔了。”

  画院

  海上书画院,有些与众不同。
  它是民间团体,没有政府资助,也不养画家,不为画家卖画创收,不评三六九等,“纯粹就是画家相互切磋、坐而论道的地方。”朱鹏高说,“我希望这里是画家思想与心灵的归宿。”
  这也是朱鹏高在自己耳濡目染的经历中,创立海上书画院的初衷。
  1981年,在东北当兵的朱鹏高复员回到上海,被分配到当时南市区的街道负责宣传。从小学习书画的他,惊讶地发现,一批上海的老画家们,竟生活在小弄堂里无所事事。曾画过连环画版《三国演义》的画家江东良,还在扫大街。
  朱鹏高有点心疼,“他们有一技之长,要么帮居委画画黑板报吧。”结果,那一次居委的黑板报,成了再无法超越的“巅峰”。
  熟悉了,朱鹏高又组织十几位老画家,凑在一起,做了几次笔会。这些老画家们一进屋子,看到宣纸毛笔,眼睛就亮了。
  再之后,每每请老画家们帮居委画,教市民画,他们从来二话不说,尽力为之,“没人想过自己是画家,要有收入,要改善生活,想的就是怎样能艺尽其用,能为社会、为人民服务,越是和老百姓在一起,他们的兴致越高”。
  和这些老艺术家们在一起,朱鹏高懂得了两个词,地气、追求。
  1984年,朱鹏高辞掉了工作,创办南山书画社,后改名为海上书画研究所,1997年定名海上书画院。
  给不了头衔、不卖画不得利,但这一方净土,却引得无数画家们纷至沓来。
  “当时,曹简楼和乔木经常来,当时条件差,没有防火设备,不能装空调,不能用明火,夏天非常热,两人来了说,啊这里好,把纸一铺茶一喝,马上就挥毫了。天太热,两人干脆把衣服脱了,就穿条大裤衩,还相互比谁的臂膀粗。”朱鹏高每每回忆都止不住笑。
  大家一面画画一面聊天,谈笑风生,七嘴八舌地议论,你这个笔墨应该怎么样,那个画面应该怎么处理。也是在这样的场合里,朱鹏高耳濡目染,明白了潜心书画艺术创作的重要,他也为这些前辈的情感所引导,走上了一条立志于振兴海派的道路。
  书画院有了许多成文或不成文的“规章”:每周一,是固定的聚会日,大家聚首论道,相互切磋;社团中成立了党支部,党员画家带头,为所有画家服务;画院还设立了帮困基金,为去世画家的遗孀每年捐献1000元抚慰金,直到遗孀去世;大境阁内建立纪念处,将所有已故画家的姓名皆刻在墙上,每年共同祭奠……
  画院之中,不分尊卑,互为学习。宋荣涛就曾在画院中现场求教74岁的大画家杨列章。
  老人画草,提笔之间,在一小丛枯草中点了几点小亮白;画西北高原上的河,河中突然出现了一小块晕染,宋荣涛登时叹服,“那么一点一亮,那丛草的感觉就不一样了,河流的曲折出来了……”老人笑呵呵地倾囊而授,宋荣涛如沐春风。
  “书画与名利紧密相连,却又堪称最疏远。”朱鹏高觉得,“动辄千万元的拍卖,撩得人耳热心跳,但书画要好,唯有远离金钱。技术是基础,境界最重要,这是工匠与大家之别。”
  每个领域有了正风,未来才会有更多的希望。海上书画院今年已是30年,还大有愈发蓬勃之势,原本喜爱自由的画家们趋之若鹜。朱鹏高觉得,能说得出的,就是那种纯粹,“艺术原本便是纯粹的,人也一样。就像画画,原本就出自热爱,和金钱、名誉无关。纯粹地专注于画,追求内心向往的东西,那会得到更大的幸福”。

  画道

  在画院有了心灵的归宿,接着会是追问,艺术,究竟只是一种自娱自乐,还是必然会承载更多的东西?
  朱鹏高在那些前辈身上,找到了答案。
  朱鹏高记得去探望80多岁的画家严启光,老人家中有两块板,吃饭做饭桌,晚上当床,平素拿着板子,便是自己的画桌。
  朱鹏高记得张成之,上海第一届书法家协会秘书长,是位老八路,当年他做海上书画研究所的所长,朱鹏高做执行所长,“看着光鲜,可他到了哪里都不要钱,自己的生活穷得要命”。
  朱鹏高记得老画家谢之光,人们向他求画,他随画随送不取报酬,还自号“白弄山人”自嘲。晚年得病,去世前一月他还在画,求者排队,有人劝他,他一定要画,一直画到了去世。
  朱鹏高记得80多岁的画家韩长安,画院办大型慈善义卖活动,老人主动报名,坐一个多小时地铁独自前来,有人劝他年纪大了可以不用来,他坚决地说:做慈善,我愿意。
  朱鹏高还记得老画家王柳影,每到过年时干脆包下了周围邻居家的年画和门神,一一画好送去,让邻居贴着讨个吉利;大年初一,王柳影与徐培三跑到画院给朱鹏高拜年,朱鹏高惶恐,两位老人倒是洒脱,“我们就是过来玩玩,喝喝茶嘛”。一点没有前辈和后辈的差别。
  “他们对画,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欢,不是为钱,不是为名,只有心里的爱,这种东西,是最宝贵的。”朱鹏高说,更重要的是,艺术不仅仅是自娱自乐的载体,而是与人、社会、时代紧紧相连,“心为画先,艺术与人民、时代相连,才会真正具有持久的生命力;画家只有在为百姓、为社会的服务中,才能真正艺尽其用,获得取之不竭的创作动力源泉。”
  所以,也才有了郑板桥以竹子传情,关注百姓的疾苦;吴昌硕画青菜萝卜,以表对平民的关切和热爱;齐白石画和平鸽,期待世界的和平;刘海粟十上黄山,以画表达对祖国山川的热爱。
  所以,海上画院的这些年,画家们共同下基层、进社区、进学校,现场挥毫泼墨,手把手教画画,让海派书画扎根于底,让老百姓享受到美,更督促自己技艺更新。
  1990年北京亚运会、1993年上海东亚运动会,海上画院的画家们捐赠了200多幅作品,作为给优秀运动员的贺礼;1998年抗洪救灾,海上画院的画家们奋笔挥毫,捐赠300多幅作品,慰问南京军区抗洪救灾将士们;香港、澳门回归,画院组织画家,百米长卷捐赠国家;2008年汶川地震,画家们慈善义卖作品筹得70余万元,捐建起一座希望小学……
  30年,画院向慈善机构及社会各界捐赠作品2000多幅,出版大型画册30集。宋荣涛觉得,做这些,既是一种存在感,更是一种责任,因为“我们不能忘记根本”。
  这次,国家将以中国画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任务,交到了这群民间画家的手上,几位年轻画家特别自豪。张乔荣说,这24个字,本质上就是对真、善、美的提倡;国家需要一种精神状态,我们能以自己的画笔来表现,引导大众,以百姓的喜闻乐见,形成社会的正能量宣传,那是我们的荣幸,更是一份责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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